宋朝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农民的生活到底幸福不幸福

宋朝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农民的生活到底幸福不幸福

  你真的了解宋朝生活吗?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中国长久的处于农业社会,农民长期是国家的主体。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王朝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国家军队的主要兵员提供者和国家征收赋役的主体。因此农民的生活就具有代表性,农民的生活的状况,实际上是一个王朝富足程度的象征。一个“民无所食,衣衫褴褛”的朝代是不能算作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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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说的农民通常指的是自耕农。

  自耕农是一个小范围的概念,自耕农是农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自耕农阶层自身的稳定与否,不仅直接影响这一阶层的生存、发展,且对整个国家能否良好运转都具有重要影响。财产稳定是一个关键指标,自耕农大规模破产往往就是一个王朝灭亡的先兆。

  农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猎户、鱼户都算做农民。自耕农说白了就是进行粮食生产的。那么宋代的自耕农是怎么来的呢?

  自耕农的来源也是多途径的。有的是家庭是“目不识丁”,而有的家庭却是“耕读传家”,很明显同是自耕农来源却不相同。

  早在商周时期,有部分农民以“蓺稷黍”、“蓺稻梁”为业,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耕农雏形。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自耕农的数量也迅速增加。秦汉时期自耕农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体。

  宋代自耕农的第一个来源:上一辈自耕农的传承,也就是祖祖辈辈都是耕农的。

  北魏至唐朝中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并非剥夺农户原来的自有土地,而是国家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两税法之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均田农户成为事实上掌握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北宋的建立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也未进行重新分配,所以北宋自耕农阶层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沿袭于唐末五代的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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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自耕农的第二个来源:佃户上升。

  史学界经常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来对宋代的土地政策加以概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土地。一部分勤于劳作的佃户,稍有积攒就买田置地独立出户上升为自耕农。《袁氏世范》中有一句话经常被学者引用:“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胡宏的一句客户“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名户,便欲脱离主户中国历史哪个朝代版图最大而去”,佃户购买土地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宋代自耕农的第三个来源:乡村地主地位的下降。

  上边说了,“贫富无定势”,贫者可以上升,富者也会下降。一部分经营不善的地主破产后成为自耕农。有的地主是因为分家导致大块土地被子弟分出,几代之后这些人就成为自耕农了。也就是老话常说的:“富不过三代。”

  朱熹就曾感慨道:“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问,富者贫,贫者富。”

  土地是自耕农最重要的财产,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算作衡量自耕农的财富的标准。富者连田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土地的数量:

  宋代是鼓励农民大胆开垦荒地的,北宋初期战乱甫平,出现了大量国有荒闲地。以开封附近为例,“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就差说一句:大家都到西北去,开垦荒地耕种三年就算作自己的土地,前三年免除赋税哦。

  据《宋史》卷 173《食货志》记载,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全国垦田数为 295 万余顷,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增加到了将近 525 万顷,仅 45 年时间垦田数就增加了 78%。

  太宗迁晋、云、朔等地农民到开封西部附近,“垦田颇广,民多致富”。

  北宋政府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和增加税收,采取的鼓励农民垦荒和耕种逃户田的政策,不仅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发展,也扶植巩固了一大批新的自耕农民。宋代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垦荒,新浪历史文化杂谈农田的开垦率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时达到了近 525 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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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象去开垦荒地的多为无地的流民、客户和少地的下户农民,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拥有了对所垦荒地的所有权,使之成为“永业”。

  拥有土地,最起码衣食无忧。

  亩产量:

  史学界经常认为宋代实行的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不然。不官是宋代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都主张实行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宋朝的统治者很清楚,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才是自己赖以统治的基础。

  但是宋你不知道的历史秘闻观后感朝的统治者并没有邯郸的历史故事抑制土地兼并,相反却鼓励土地的流转。事实证明这个策略非常正确,提高农民各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上户地主阶层如果不善于经营就会下降为自耕农甚至佃农;中下户自耕农民勤于劳动,则可以上升到地主的行列。

  这样的措施就逼迫农夫不得不提高亩产量,提高生产效率,土地复耕。

  早期农业的发展看中耕种的广度,横向发展表现为铁犁牛耕的推广。众所周知,宋是一个小国地区性的王朝,土地并没那么多,加之另一些原因,宋代自耕农看中对有限的土地深耕种,其表现为精耕细作。宋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隋唐时有了很大提高,大约是唐朝的二到三倍。

  精耕细作靠的是勤劳,“勤于耕畬,土熟如酥;勤于耘籽,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而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勤劳。

  这都促进了自耕农财富的积累。

  赋税。赋税也是衡量自耕农是否富裕的标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占有一块土地的乡村民户作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有向政府纳税服役的义务。如果统治者行苛政,横征暴敛。亩产量再高,大部分如果被国家拿走,那自耕农还是依旧贫困。那么宋代的赋税程度如何呢?

  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灾害频繁,政府和民间除了采取建水利、设立义仓等主动预防性的措施以外,很多时候只能被动应付,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传统的农耕区处于季风性气候区域,这种气候怎么说呢?就是旱涝不定,有时候连年大旱滴雨不下造成谷物颗粒无收;有时候是连年阴雨,洪涝灾害哀鸿遍野。

  宋代是古代大型的统一王朝中发生自然灾害频率较高的。桂慕文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得出,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到南宋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 年)的 319 年中,有297 年发生自然灾害,占其统治年数的 93.1%;只有 22 年风调雨顺,仅占 6.9%。较之中兴时代的唐王朝,其自然灾害的频率显然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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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极大的不确定的性就促使中国人发散智慧兴修水利工程,大禹治水也可以看作是兴修水利的传说。准确可考的水利工程可以追溯致春秋战国,西门豹主持修建的引漳灌邺水利工程,魏国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起开始开凿的沟通江淮黄的运河鸿沟。最著名的当属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真是惠泽千年啊,“天府之国”都江堰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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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体恤民情轻徭薄赋免除赋税也是必要的措施。

  宋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一般都比较关注民生,常年都较为重视兴修水利、储备余粮、兴建义仓用以备灾。譬如《宋史》记到,宋初“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必凶欠,亦辄蠲之”,“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赋役负担及对生活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一直占据了主导:历代的剥削方法虽不同,但封建剥削的实质是直接生产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几乎全部都缴纳于民间地主与封建国家,除了维持自身与亲属的生存而外,别无余粮。

  如果真的是这样,宋也不会被冠上一个“富”字了。

  总体的赋税负担:

  宋朝建立初期,太祖吸取五代十国灭亡的经验教训,实行较为轻省的赋税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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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祐、治平年间国家的总赋税就已经“一亿万(贯)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税入是唐代的数倍之多,“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南宋叶适也不无羡慕的说道:“祖宗之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

  这样的赋税是不是意味自耕农的赋税很重呢?

  其实不见得。

  第一,前边说了宋代劳动生产率是唐代的二到三倍,唐代粮食亩产平均约为米一石,到了宋代每亩平均可产米二石,是唐代的两倍。在粮食亩产提高、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总的税收额当然也会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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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宋代工商业很发达。据贾大泉的研究,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 7070 万贯,农业两税收入为 2162 万贯,占赋税总收入 30%,其余 70%大部分为工商业税收。杜文玉通过计算也得出,宋真宗天禧末年工商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高达 78.6%,工商业收入的绝对数是唐代的三倍之多。

  这些数字不能说准确,但宋代政府非农业收入大大超过农业收入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就表明宋代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以加重对农民(主要是主户中的自耕农)的剥削来实现的。工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所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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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隐田,也就是偷偷开荒。这种偷偷开垦的土地,收入可全都是自己的。据杜文玉研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 2《食货典二》中记载唐天宝中的耕地面积不是真正的垦田数,唐代实际的垦田最高时为620 余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 0.783 亩,宋代一亩约合今 0.974 亩,如果把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 485 万多顷,宋代为 511 万多顷。唐宋都有隐田现象,宋代耕地多于唐代,赋税高也是理所应当。

  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其次家庭手工业也是自耕农拓展财富的手段。这应该是宋代自耕农的多种经营!

  吴晓波做过数据研究,他推测宋代的城市化率在32%。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5.7%,这就是差距。宋代养活了当时全世界最多的城镇人口,两宋的都城人口都在百万!没有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盛况的。

  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居住在城镇周围的自耕农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种植业,出现了大面积种植瓜果蔬菜的特殊景象被称之为专业户,如果农、菜农。瓜果蔬菜的收益可是很高的,靠近城市就地贩卖,专业户普遍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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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炎所说,“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往往从事多种混合型的经营活动。只要有致富的想法,是能够富裕起来的。

  其次家庭手工业也大放异彩。

  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在宋代农民家庭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家庭纺织业对一个家庭的贡献是巨大的,宋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汉唐时期,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业达到了顶峰。北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开始出现,到南宋时已成定局。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没有意味着两宋纺织品产量的下降,史料显示,即使是在战乱频繁的河北路一带,纺织品的产量仍然很大。因此在农民的家庭经济构成中,纺织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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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得出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每户农田面积为95.5 亩,到九十年后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降为 34 亩。土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自耕农纯种地收入比重的下降,相应的,纺织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江南地区蚕桑业更加发达,比如自然条件较好的吴中,蚕一年可以成熟八次,养蚕制丝获利极大。十口之家,养十箔蚕,可织小绢三十一匹,易米四十三石,按宋代粮食亩产米二石计算,养十箔蚕相当于二十一亩地的粮食产量。我们又可以根据古代蚕桑的比例,算出养十箔蚕只需要大约三亩桑田(桑树的下面还可以种粮食)。

  从数据来看宋代农民的生活还是挺滋润的,那么宋代史籍中关于民众生活疾苦的记载是怎么来的呢?

  宋代史籍中对农民生活疾苦的记载

  不论是正史典志还是文集笔记,对中国古代农民的描述大多是灰色的。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农民生活的悲惨。

  宋代正史典志中对农民生活困苦的描述很多,以司马光说的这段话最为典型,后世引用中国历史上有拔剑术吗的也最多: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载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

  解读这段史料很容易得出宋代农民生活悲惨、地主剥削残酷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论。

  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条史料的背景和写作者的目的,就不难发现上述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这是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抨击新政时说的,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存在夸张之嫌。

  而且就这段话来说,如用“忙碌”、“辛苦”等词语来概括反而更显恰当。

  至于“水旱、霜雹、蝗域……”都不是社会的常态,不足以概括自耕农的平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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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秉承刑不上大夫,三百年不杀大臣。一些清流为了彰显自己关心民间疾苦,专门记录自然灾害发生、吏治败坏时农民生活艰难困苦的一面。这些记载多属于政治家的政论文,他们在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表达某一具体政见或者是打击政敌时,会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描写有意识地夸张,有时甚至还有自相矛盾之处。

  综上所述,宋代农民的生活应该是封建王朝中最好的了。

  宋代虽然不强,但是宋民是很有幸福感的。

  终宋一代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据。

  宋民真正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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