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乐于纳谏?40岁以后开始怠政 也曾穷兵黩武_1

唐太宗乐于纳谏?40岁以后开始怠政 也曾穷兵黩武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中国历史概论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中国历史版图演变,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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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中国历史电视剧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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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中外历史故事作者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幼儿园三国历史小故事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皇帝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成语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